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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手机] 5G能否托起中年通信业大叔们的明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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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1-7 16:30:5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四十多岁的何平,忘记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在烦躁时向后抹一把头发。他时常忧虑已经快到头顶的发际线,嘴唇干燥起皮,常常在下一秒就接不上刚刚说过的话。
何平在华为负责传统通信业务。去年12月初,他的同行、42岁的中兴员工欧某于中兴通讯大楼坠亡。这一消息在通信圈里炸开了锅。
“H的工作量压力太大了吧?”“Z都有人跳楼了,E给的钱没有H多。”有人在群里转发帖子,题目是“2018年通信人何去何从?”
在通信圈内,Z、N、E、H代表中兴、诺基亚、爱立信和华为几家通信设备商巨头,而现在,巨头背后的传统通信行业,已呈垂暮之势。
2017年12月21日,中国电信最后一台TDM交换机举行了下电仪式。曾连着千家万户电话线的网络设备,运行了30多年后,在即将步入“中年”的年纪寿终正寝。
“通信行业已经明显衰落,过去一个项目的利润如今要五六个项目才收的回来。”何平说。
当年在这个行业打拼的人,也从青涩的小伙子变成了中年大叔。他们开始反应僵钝,思维固化,薪资水平久久未动,在享受过行业暴利的赠予后,又登高跌重——传统的通信行业在变迁,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相互融合,只有他们滞留。曾经昼夜维护连通电信通话的“何平们”,像被断电的最后一台过时交换机,迎来了中年危机。
(2017年12月21日,中国电信最后一台TDM交换机下电。图:网络)
“高不成低不就”
能让何平松口气的地方,是在深夜加班回家的车里。这台沃尔沃轿车如同老友,陪伴了他5年,何平关掉车灯,打开电台,女主持人的声音化开浓稠夜色;打开车窗,驾驶室洒满了月光,他伸出夹着烟的手,靠在拉开的椅背上。
“项目的事还是按章程来。”何平回想起饭桌上客户客气而坚定的语气。三十岁时,他能吞下一小盅茅台向客户表示诚意,“现在客户不和你喝了,行业不景气,我们又是乙方。”
不只是通信设备厂商,三大运营商的利润也在连年下滑。两年来的业绩报告显示,与前年净利之和1391亿元相比,去年三大运营商的净利润已明显下降。
“裁员”成了触动资深通信人神经的高频词汇。去年四五月份,华为传出要裁掉、清退34岁以上,主要在中国的运营维护人员的消息。何平很理解这个传说中的决定,他说:“设备趋于稳定、技术趋于成熟时,维护机器就不再需要那么多人。”但他看邮件的次数变多了,作为公司里萎缩部门的一员,他害怕成为转型中被牺牲的一员。
何平担忧,一个部门内拥有5年工作经验的员工,与20年工作经验的员工差异不大,这样,前者的性价比更高。“升是升不上去了,低头一看,这些85后的眼睛又时刻盯着你的位置。”他曾路过一位28岁同事的工位,看到了与C++语言有关的书,便停下脚步,望向那本没看过的书,他感到恐慌。
27岁的龚小威则与何平这样的中年人有过正面交锋。他在大唐移动做算法相关的工作时,有一次项目负责人决策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,他像往常一样,与同事讨论:
“这儿有问题,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。”
这位年逾四十的负责人忽然冲他大声说:“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?有组织有纪律!有问题在开讨论会的时候说!”
龚小威被吓了一跳,午饭时,年轻的同事围住他:“你跟老古董较什么劲啊!人家是专家!”
他慢慢知道,“老古董”们不容挑战的权威是其最后的生存空间。
“现在我们很多人来都是为了混户口,谁真的想干通信?”龚小威说,他的一些拿到北京户口的同事,大多辞职转投互联网或者做终端去了。
龚小威辞职前,师傅拿出十几年前的照片:一个穿着蓝色半袖的小伙子,手里拿着电话筒做出一副打电话的姿势。师傅手指摩挲着照片上的人脸,“走吧,你才多大,不能就开始混日子了。”
一些嗅到危机的老通信人,在观望中偷偷面试互联网公司,然而后者给出的薪水比现在低太多,这让他们放不下身段,而自己开出的价码,又往往超过了小公司副总经理的待遇。
“高不成低不就,中年人的通病。”中兴前员工陆维说。
2015年年中,还在公司做研发的陆维准备离职,投奔大学同学,后者已是某中型互联网公司部门负责人。“咱们的专业偏通信,我也是后来培训加自学的,你来,我争取每个月给你这个数。”老同学举起了两根手指,陆维觉得很难堪:两万的月薪税后只有一万出头,刚好够还房贷和车贷。
转型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子扎着陆维的心,也扎着四十岁的林霄。林霄现在是某家互联网公司的一名普通程序员,他在通信领域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,在新公司完全被“清空”。由于没有互联网作品,他靠着点自学的计算机技术找到了新工作。两个星期前,他的部门负责一家某品牌汽车合作商的项目,但提出的修改意见被比他年轻的领导否决。领导对林霄的表现很不满,“你才写了几年代码?你知道我做了多少相关项目?”
何平也想过跳槽,“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都不好走。”多位前华为员工向《后窗》描述,他们被分得太细,个人擅长的技术领域窄,需要与别人协作才能完成项目。如果想保证待遇单独跳槽,只能通信跳通信,“同等级别算,哪里的通信待遇比华为高?”他们在一锅舒服的温水里,一泡就是十几年,成为被煮熟的青蛙。
“我要让中国有人的地方都能打通电话”
“爸爸太忙了……”何平惯用这句话作为和女儿道歉前的铺垫,上一次道歉,是因为没有如约去看女儿在学校的合唱表演。
他正在忙着公司的各种小项目,去年夏天,小项目开始变多,但几乎五六个项目才抵得上当年一个项目的利润,他想拿出年轻时的拼劲儿来,但“感觉晚上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一样”,力不从心。
二十多年前,何平加入了华为,工作像是打了鸡血。彼时,通信行业正起飞,华为等多家通信设备厂商创业正酣。“胜则举杯相庆,败则拼死相救”,他与宿舍里的同事常常一起加班到凌晨,有时互相使个眼色,就出去抽一根烟,谈论着奖金与行业。白天只睡上三个小时,待下一个黑夜来临,仍干劲十足。
何平所在的部门很大程度上依靠技术人员的个人能力,一些厉害的工程师能就项目发生的问题当机立断,“有的来不及上报,可以先斩后奏。”何平喜欢《亮剑》,觉得那个年代的华为研发人员,就像李云龙一样,靠个人能力和集体协作打下了华为的江山。
(华为在深圳的研发大楼。图:网络)
熬夜似乎成为了必备的通信职业质素,资深通信人吴爽曾在某设备公司负责IP数据传输工作,将“最好的时光都留给了通信”。二十年前,他常在深夜两三点被电话叫醒,穿着背心和短裤,抓起书包就打车到公司定位问题和维护。“感觉热血澎湃,在做未来的事情。”工作结束后,吴爽就睡在办公桌下的垫子上。60块钱的黑色书包背了六年,里面常年有一套洗漱用品。
在这种狂热的创业氛围下,做完项目维护的何平,曾穿着二十块钱的背心在深圳街边的小餐馆吃夜宵,和室友干了一杯豪言壮语:
“我要让中国有人的地方都能打通电话!”
“通信人”的创业激情得到用户需求的回应,也刺激着用户量的增长。中国通信协会副理事长刘彩曾提到,进入新世纪后的三年内,固定电话、移动电话用户各达到了2.5亿,均居世界第一。
“90年代初在北京安固定电话要几千块钱!”在北京某运营商工作的老曹眯着眼,遥想当年。他当时在邮电局工作,一天邻居拎了两条大前门烟和一大海碗纯肉丸的饺子,一大早来敲门,“老曹,我们家能排上装电话吧?”他怕排不上队,赶着来送礼。那时,拥有座机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,“告诉别人你们家座机号是在炫富。”
(上世纪90年代,电话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。1994年8月,上海广灵地区现场放号装电话,排队申请的市民围着居民楼绕了好几圈。图:网络)
那段日子,是何平事业的巅峰时期,也是通信行业的暴利时期。他毕业时就拿着比同行高1.5倍多的薪水,“我们这批人大多数都在深圳买上了房。”他迷恋上了摄影,买了一台佳能40D和一组镜头;情人节时为妻子买了第一个GUCCI背包;多次浏览宝马汽车的网页;信用卡的额度逐渐升级到十万。
提及当年的享受消费,程序员林霄曾一脚踏入当时项目动辄以亿级计算的通信公司,揣着能打入近三十万年薪的银行卡,对着老婆单膝跪地,掏出近一克拉的钻戒:“以后你负责花钱,我负责上缴工资。”
“你这个寄生虫就知道花钱!”
事情正在起变化。
新世纪以来,互联网与通信行业的技术领域开始高度重合,3G、4G网络技术诞生、手机QQ的变革、微信出现、智能手机的研发等等,让人们通过网络就能与远方的朋友实现文字、语音、视频通讯。
“何平们”赖以安身立命的打电话、手机短信等传统运营商的传统业务逐步滑落到边缘。
第一次意识到变化,是在2014年,那时,运营商关于4G流量套餐的广告铺天盖地。有一次,何平和母亲打电话,母亲说:“你爸给我开通了4G流量,咱俩‘见面’说呗。”他意识到视频通话已经很普及,连远在南方老家的母亲都习惯用流量和WiFi了。看着母亲的笑脸,他既惊讶又失落:“电信通信的时代彻底落幕了。”
随着业务滑落的,还有“何平们”的“高工资”。“变化”发生后,曾经一路涨着的工资,迎头撞上利润低微的业务。在大唐移动与爱立信工作过的通信技术人员张涛的薪水“十年都几乎没怎么动过”,“如果当时不犹豫,买了海淀6300一平的房,今天什么都不愁了。”张涛说。
而“何平们”被高薪喂饱的消费欲只能忍饥挨饿,生活被迫做出调整。
林霄多数时间泡在游戏里,想给一款新出的手游充钱买装备,但看了看余额,犹豫了。三年前,他的薪水能养得起一个顶级游戏大号,曾一度还在网络游戏《梦幻西游》里冲到了全服务器排名前十,“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六位数”的钱。如今充值币越来越贵,工资却原地不动。一想到不能像以前那样想买就买,他难受了一整晚。
何平现在的薪水已经养不起第二个孩子。六年前,全国开放“双独二孩政策”,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二人动了心,但那时说的最多的是“今晚能回家吃饭吗”;去年,两人的年龄已不适合生育;今年,他庆幸没有要第二个孩子。“负担太重了,行业处在衰落期,赚钱太难了。”
据伯马遇整合的《互联网行业薪资报告》、通信人才网发布的《2017年通信行业薪酬状况报告和趋势展望》,同样有三年工作经验的人才,互联网行业的平均月薪是通信行业的四倍。
林霄转投了薪水稍高的互联网,但家庭矛盾依然压迫着他。去年八月,妻子与他闹了两次离婚,要求他留下房子和一双儿女,净身出户。
“我已经四十了!你这个寄生虫就知道花钱!”林霄喊。
“你管过孩子吗?你知道你儿子现在上几年级吗?”妻子也喊,带着哭声。
林霄没想到,妻子现在会因为两个孩子必须回老家上学而与自己冷战,更没想到自己面对妻子满柜的衣服和包,会心生怨怼。“我们以前经常去吃莫斯科餐厅,给百分之十的小费。”转行后,林霄再没去过这些地方。
“辉煌”远去,留给中年人的是一地忧伤。“那段日子可以称为‘激情燃烧的岁月’”。何平心生感慨,如今,拥有十八万左右员工的华为制度等级森严,如果进行某段带宽的扩容升级,只要按照方案执行即可,出了问题也不用某个人担责。“我们变成了普通人,不再能成为英雄了。”
(上世纪90年代电信局工作人员。图:网络)
5G拉不起中年人
“4G”之后,过时技术领域的资深工程师都面临着被淘汰与转型的命运,何平放弃了一部分研究,学习与4G相关的基础技术,“互联网来得太快了,无论是设备商还是运营商,都猝不及防。”
但何平的记忆力在常年饭局的酒杯中被消耗,学习也无法集中精神,抵不上五年前一多半的效率。他的血压、胆固醇、甘油三酯超标,一过十一点,心跳加速,困意如潮水一波波涌来,只得不停出去抽烟。“我们比不过后来的年轻人,他们精力充沛,学习的技术先进。”
他将中年人的最后一点优势攥在手里:人脉。
他开始活跃在很多前客户的微信群中,在节假日发红包联络感情。一个前大客户发了女儿竞选小主持的投票链接,他马上点进去投票,还转发朋友圈:“请大家投17号xx!我兄弟的女儿!”前客户点赞,何平又与之私聊,吐出“肺腑之言”:“咱女儿都成大姑娘了,真漂亮!”
“我们搞技术的其实不爱和人打交道,人情世故这些都被逼的。”何平上大学时看不上那些为辅导员鞍前马后的同学,他凭借过硬技术站稳了脚跟,现在却又因技术面临淘汰成了自己讨厌的人。
一些部门同事跳到了其他设备商的公司,“通信整个行业在下行,跳槽意味着从头开始,不能再做通信。”行业继续萎缩,传统通信业务兵败如山倒,据媒体报道,行业巨头诺基亚、摩托罗拉、爱立信有的被收购,有的大幅度裁员。
中国的三大运营商也陷入了一个“高成本,低收入”的怪圈,北京邮电大学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和应用硕士生导师徐鹏分析:“传统运营商像修路的人,路修得越宽,互联网能在上面做得事情越多,运营商修路的成本投入在增加,但反而人们都去用微信和QQ了。”
去年八月末,三大运营商宣布自2017年9月1日起全面取消手机用户国内长途费和漫游费(不含港澳台地区),“腾讯和阿里都分了运营商的钱,运营商现在开始分摊成本,主张‘共修共建’,并且会靠验证码等服务来收取短信费用。”中国联通的工作人员王杰说。
37岁的王杰在联通有着十年的工作经验,他相信“优胜劣汰”,“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残酷,你要永远当自己是新人。”
曾被徒弟称为“大神”的陆维就决定做互联网的“新人”,他花一年时间学习云计算等相关的知识,经常看书到深夜,早上起来回顾昨晚笔记,像个准备考研的大学生。“颈椎病、腰椎病都犯了。”
面对困境,王杰曾想抵押房子进行互联网创业,却被妻子泼了一盆冷水:“你以为你27?如果失败了,老人孩子都得和你一起喝西北风!”他摔门而去。
何平忙忙碌碌,妻子经常拿出“程序员、医生过劳死”的报道吓唬他,他也不再用“人的命天注定”顶回去,圈子里同龄人开始抽起了电子烟,有人甚至买了小杠铃锻炼,他也尝试下载了一个健身软件,但第二天就放弃了。似乎一夜之间,大家开始比拼谁能回到更年轻的状态,再血战十年。
许多人将通信行业的希望压在5G上,据媒体报道,三大运营商目前均已制定了2020年启动5G网络商用的计划。“5G或许能拉动通信行业,但是拉不动中年人了。”徐鹏说,通信工程专业的学生现在都在凭自己的计算机能力找工作。
“你得为家人活着嘛”
何平的公司为他这样的人制定了为期半年的培训计划,结业后他可以转行到其他部门,从基层重新来过。
但他没有选择这项计划,而是像堂吉坷德一样守在通信的壳里,每一个基站都是他的风车。
“这可能是中年人的尊严,不是中年危机,如果不考虑任何家庭因素,我愿意在我这个领域做最后一个守夜人。”曾经想做英雄的何平,将通信的衰落看做是暴利行业的正常回归,“看得开就好了,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时候。”
仍有人在黄昏中洞见了曙光。运营商出身的吴大伟熬过了互联网创业最艰难的时期,公司开始盈利。他在北京换了一百多平米的学区房,把父母接过来照顾孩子,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教育费用让他每个月必须入账八万元左右。他的专业偏互联网,早早看准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。
刚开始时,公司一直在亏损,吴大伟常躲到哥们家的客厅去睡,一个双肩包,一双旅游鞋,耐脏的军绿色衬衫和牛仔裤,几年都没换过打扮。但上个月的他坐在朝阳区蓝色港湾附近高档餐厅的包间里,一面谈着艰苦,一面炫耀成功。
几年前,他曾与几个老员工窝在百子湾的牛肉面苍蝇馆里等重要项目结果,碗里只有几块清汤挂水的牛肉。客户带了自己公司一个94年生的女孩来吃饭,他兴奋地描绘创业刚开始时的情形,姑娘一边做出正在听的表情,一边摇曳着白色的工装裙过来倒酒,尖细的声音带着崇拜:“吴总,您真是太厉害了!”那一刻,吴大伟喝了二十年的酒忽然醒了。“感觉到自己油腻了。”他哈哈大笑。
而很多通信工程出身的老工程师,没有时间学习来打破互联网技术的壁垒,只能选择更艰苦的环境。有人在“通信人之家”的帖子下说:
“我结婚的时候没房没车,父母还有一堆外债,只能自己选择去海外,几年下来,债还了,还买了房子、车,生了两个孩子……牺牲了舒适的生活、陪老婆孩子的时间换来家庭财务的改善,这就是中年通信人的选择吧”。
苦海无边啊!
(去年十月,有自媒体发布文章《通信工程师,如何在朋友圈优雅地晒加班?》,调侃通信工程师的日常。图:搜狐号《U学在线》)
中兴程序员跳楼事件发生后,在深圳研究基站相关工作多年的老吴也曾想在高处纵身一跃。去年,他得知自己可能被裁掉,在深南中路附近某大厦的天台抽完一盒烟后,探身往下看,“大脑一片空白,什么都想不起来。”
老吴回忆,当时,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,那是结婚十几年的老婆早上的一句嘱咐:“老二学校要买的那种十六开的本子没买到,你晚上买回来。”
“死都不敢死,你得为家人活着嘛。”老吴叹了一口气。
何平不喜欢年底,因为每过一年,就意味着他更难离开公司和通信行业,也意味着要支付大笔过年开销。最近,领导提出了自己的观点,让何平继续修改一个方案,“其实对部门和公司没什么好处,不过这是领导的风格。”大学毕业时,他在宿舍墙上写下:仗剑走天涯。如今失去了这些少年气,如鹅卵石一样光滑的他又在公司熬过了一年。

(转载于网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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